VANCOUVER
2009-07-20, 04:26 PM
http://img.blshe.com/resserver.php?blogId=405&resource=howard-balloch.jpg"人们必须意识到，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。"他说。"每个社会都有未完工的建筑，一些方面是能够加以改善的，但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，你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一切。"
尽管他本名霍华德·巴洛克（Howard Balloch），但中国人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"贝祥"。２００１年，贝祥在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５年任期满后，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--贝祥投资集团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以“最好的方式”给自己２５年的政府工作经历划了个圆满的句号。
（小标题）“我想成为这个令人激动的故事的一部分”
“我留在中国是因为中国机会多，因为我喜欢中国人。”贝祥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。“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在改变着世界，在改变着中国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故事，我想成为它的一部分。” 贝祥与中国颇有缘分。他关于中国的最初印象，来自于祖父收集的一些关于中国的照片和画作。１９世纪末，他祖父因为生意关系曾在中国南方居住过。上大学后，贝祥对中国的兴趣日增，他在麦吉尔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的。而后进入加拿大外交部后，与中国的联系，就更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。从１９７６年第一次访华，到１９９６年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，贝祥可以说亲身体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。
谈到中国在过去３０年保持了１０％的年增长率，贝祥说，这一成就是“惊人的”，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“巨大的”。中国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，随着法律的完善，个人权益也得到更好的保障，在中国做生意也更自由和开放。
“中国大部分人，也就是说，所有４０岁以下的中国人的生活，都在变得越来越好，他们父辈们的生活都要艰难得多。”他说。 贝祥说，１９７６年他第一次到北京看到长安街时曾感叹：“中国人修这么宽的街干什么？”那时北京汽车不多，满街都是自行车。而现在他驾车行驶在长安街的车流里，又不禁感叹：“中国怎么不把这街修得再宽点？”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，贝祥去大连时，发现这个海滨城市给他的印象是“灰色的”--旅馆是灰色的，街道是灰色的，人们的衣服也是灰色的。 “现在我去大连，发现大连是蓝色的、橙色的、红色的……它从灰色变成了多彩的。……这个比喻或许可用来形容整个中国（的变化）。”
（小标题）“中国人思想的改变是最大的变化”
贝祥认为，中国的变化很多很多，但“中国人思想的变化可能是最大的变化”。
他说，中国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“两股伟大的力量”。一股力量是中国人巨大的“潜在需求”。大家都想过好日子，想有更舒服的房子，想有洗衣机、空调，想有好工作，想有更多的钱花，等等。
另一股力量是中国人的“创业活力”，一种为自己、子孙和整个社会创造更好生活的“乐观主义和决心”。
“从那时起，大多中国人每天醒来，都会相信今天比昨天过得好，明天比今天会更好。”他说。“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。因为我深信中国人希望有一个更好、更和谐的生活和社会。” 他指出，尽管考虑到贫富差距、环境问题和发展不平衡等，中国未来的发展挑战还是巨大的，但是“当中国人下决心做一件事时，他们往往会成功”。
贝祥投资集团的成功也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注脚。８年前初创时，集团只有包括贝祥在内的两个人。目前，贝祥已拥有一个５０人的团队，除北京总部外，还在上海、香港、杭州、武汉和纽约设有分公司。贝祥投资集团被投中集团评为２００７年中国最佳新型投资银行之一。
“尽管我快５８岁了，但我觉得我年轻得多。因为我在北京开创了一个年轻的公司，而且被这么多杰出的中国年轻人围绕着。”贝祥说。“当然，生意也有遭受挫折的时候，路总有坎坷。这是一个巨大而多变的市场，但总的趋势是好的。”
（小标题）“不同中国建立坚固关系毫无道理”
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关系，贝祥说，他坚持认为西方与中国应开展更多的接触和合作，而不是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。
贝祥说，从北京、上海等地方看，中国发展是很快，但到中西部看看，中国还是个很多地方都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。
"人们必须意识到，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。"他说。"每个社会都有未完工的建筑，一些方面是能够加以改善的，但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，你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一切。"
对于加中关系，贝祥说他感到高兴的是，１９９６－２００１他做大使那会儿是加中关系“最好的时期”。对于近些年加中关系出现的波动，他表示感到“遗憾”，但深信两个关系将会“变得更好”，“因为不同（中国）这样重要的伙伴建立坚固的、多层次的关系毫无道理”。（完）
尽管他本名霍华德·巴洛克（Howard Balloch），但中国人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"贝祥"。２００１年，贝祥在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５年任期满后，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--贝祥投资集团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以“最好的方式”给自己２５年的政府工作经历划了个圆满的句号。
（小标题）“我想成为这个令人激动的故事的一部分”
“我留在中国是因为中国机会多，因为我喜欢中国人。”贝祥最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。“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在改变着世界，在改变着中国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故事，我想成为它的一部分。” 贝祥与中国颇有缘分。他关于中国的最初印象，来自于祖父收集的一些关于中国的照片和画作。１９世纪末，他祖父因为生意关系曾在中国南方居住过。上大学后，贝祥对中国的兴趣日增，他在麦吉尔大学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的。而后进入加拿大外交部后，与中国的联系，就更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。从１９７６年第一次访华，到１９９６年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，贝祥可以说亲身体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。
谈到中国在过去３０年保持了１０％的年增长率，贝祥说，这一成就是“惊人的”，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“巨大的”。中国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，随着法律的完善，个人权益也得到更好的保障，在中国做生意也更自由和开放。
“中国大部分人，也就是说，所有４０岁以下的中国人的生活，都在变得越来越好，他们父辈们的生活都要艰难得多。”他说。 贝祥说，１９７６年他第一次到北京看到长安街时曾感叹：“中国人修这么宽的街干什么？”那时北京汽车不多，满街都是自行车。而现在他驾车行驶在长安街的车流里，又不禁感叹：“中国怎么不把这街修得再宽点？”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，贝祥去大连时，发现这个海滨城市给他的印象是“灰色的”--旅馆是灰色的，街道是灰色的，人们的衣服也是灰色的。 “现在我去大连，发现大连是蓝色的、橙色的、红色的……它从灰色变成了多彩的。……这个比喻或许可用来形容整个中国（的变化）。”
（小标题）“中国人思想的改变是最大的变化”
贝祥认为，中国的变化很多很多，但“中国人思想的变化可能是最大的变化”。
他说，中国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“两股伟大的力量”。一股力量是中国人巨大的“潜在需求”。大家都想过好日子，想有更舒服的房子，想有洗衣机、空调，想有好工作，想有更多的钱花，等等。
另一股力量是中国人的“创业活力”，一种为自己、子孙和整个社会创造更好生活的“乐观主义和决心”。
“从那时起，大多中国人每天醒来，都会相信今天比昨天过得好，明天比今天会更好。”他说。“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。因为我深信中国人希望有一个更好、更和谐的生活和社会。” 他指出，尽管考虑到贫富差距、环境问题和发展不平衡等，中国未来的发展挑战还是巨大的，但是“当中国人下决心做一件事时，他们往往会成功”。
贝祥投资集团的成功也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注脚。８年前初创时，集团只有包括贝祥在内的两个人。目前，贝祥已拥有一个５０人的团队，除北京总部外，还在上海、香港、杭州、武汉和纽约设有分公司。贝祥投资集团被投中集团评为２００７年中国最佳新型投资银行之一。
“尽管我快５８岁了，但我觉得我年轻得多。因为我在北京开创了一个年轻的公司，而且被这么多杰出的中国年轻人围绕着。”贝祥说。“当然，生意也有遭受挫折的时候，路总有坎坷。这是一个巨大而多变的市场，但总的趋势是好的。”
（小标题）“不同中国建立坚固关系毫无道理”
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关系，贝祥说，他坚持认为西方与中国应开展更多的接触和合作，而不是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。
贝祥说，从北京、上海等地方看，中国发展是很快，但到中西部看看，中国还是个很多地方都很贫穷的发展中国家。
"人们必须意识到，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。"他说。"每个社会都有未完工的建筑，一些方面是能够加以改善的，但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，你不能一夜之间改变一切。"
对于加中关系，贝祥说他感到高兴的是，１９９６－２００１他做大使那会儿是加中关系“最好的时期”。对于近些年加中关系出现的波动，他表示感到“遗憾”，但深信两个关系将会“变得更好”，“因为不同（中国）这样重要的伙伴建立坚固的、多层次的关系毫无道理”。（完）